老师说我是被宠坏了的学生，听在耳里不敢反驳，确如是。大二开始就常在课与课的空挡间往老师的办公室里头钻，喝茶、聊天……像朋友。更多时候，他们像父母。
中文系那长长的走廊上，每扇办公室的门外都有一大块写着UM的红地毯，我时而践踏而过，走到最尽头，叩！叩！，“进来”，那是潘老师的声音。熟悉的声音自从老师去了中国深造之后就不再从办公室里头传出来。老师以前在星洲日报写〈马大开门〉专栏时，我们多怕自己被撰入里头，心里有数者更不敢对号入座。后来专栏稿结集出版，五个文学院女生也在《马大开门》附录里“有话说”。就这样说着写着，后来再加一个理学院的慧敏，《六个女生》合集也在潘老师的协助下出版了。出版社老板是老师的好朋友，他嘱咐我们不要称他社长，我们偏爱这样叫，亲切些，就像我们不爱称“讲师”、“博士”、“教授”而一律叫老师一样。那天，大伙儿一起用餐，谈起那些书，计划多理想高，好高兴。后来各自回家去，还是得面对现实中忙碌的生活。
从长期被规划好的教育道路走过来，成长了，就像小鸟羽翼成熟，必须展翅飞翔。踏入社会毕竟和求学的日子迥然，纵然以前埋怨过啃书的难熬岁月，但在满满的回忆里，象牙塔的生活片段从不缺席，呵护地被捧在掌心上的我们，幸福不已。涂涂写写，就是想抓住一些可能从记忆的隙缝间溜逝的过去。“过去”虽然免不了不完美，却也是一种“缺陷美”。就像属于自己的一本书，它不竟然是好的，但对于自己，那是珍贵的。
读书生涯如此，夫复何求？
3 February 2002
12:51 AM
写於PJ
刊登於《学海》周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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